一我的母亲八岁那年，姥爷给她取了个名字胡馥声，把她送到公立小学读书。读到初小毕业，就不让她读了，要把财力集中用在我大舅身上。我母亲后来说起这件事情，心里还很难过，但是她并不埋怨姥爷和姥姥，因为她是长女，家里需要她干活了。我两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教我认字，她用硬纸板剪成的“字丁”（我母亲发明的教辅工具），上面写着“天、地、日、月、人、树、花、田”等等。母亲教一个字，我能认识很多字。比如，她先让我认“一”，然后认“十”，依次是“寸”“木”“又”“权”“对”，等我最后认得了“树”，实际上我已经认识了七个字，而且对每个字的含义都有了印象。母亲的教学法，让我受益至今。母亲参加工作之初，在老家小镇公私合营的商店当营业员，商店原先有我姥爷的股份，后来没有了，我母亲就成了集体企业的职工。当时的商店党支部，认为我母亲工作认真，把她当作进步青年培养。我母亲的性格是“一根筋”，单位领导虚报“损耗”，我母亲二话不说就揭发了。后来组织上讨论发展新党员，单位领导找我母亲谈话说，现在我们党支部有两个小组，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左派小组人员已经很多了，你参加右派小组怎么样？我母亲说，那我就参加右派小组吧，反正是入党。结果是，我母亲党没入上，稀里糊涂地戴了一顶右派倾向的帽子，还被查出了贪污的“劣迹”，实际上是被栽赃了，定性为错款，开除公职。这以后，我母亲就开始了人生的艰苦奔波。以后我听我老舅经常讲起一个故事。那正是饥饿年代，我刚刚出生不久，为了糊口，我母亲在姚李镇卫生院谋到一份保健员的临时工作，老舅上学也住在我家。吃饭的时候，家里有白碗黑碗之分。所谓白碗黑碗，说的并不是碗，而是碗里的内容，我的碗里是白米汤，舅舅的碗里是白米稀饭，而我母亲的碗里是薯叶和杂粮，颜色是黑的。我记事的时候，母亲在老家洪集汽车代办站当代办员，人称胡站长，其实就是一个合同工。为了笼络司机，多载几个乘客，我母亲下班之后走村串户给司机们采购鲜鸡蛋。有些老弱病残乘客当天搭不上汽车，我母亲会把他们带到家里，管吃管住，我们家一度就像收容站。我记得，因为这件事情，我和我姐姐、妹妹甚至还有我父亲，都和我母亲吵过。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母亲把一个挺着很大肚子的孕妇带回家，把我父亲吓坏了，生怕出事。我母亲说，有什么办法呢，她没有搭上车，离家还有十多里路，我总不能让她摸黑回家吧？接受这篇约稿，我最初不想写我母亲如何善良，怎样帮助他人。我知道，对于子女而言，自己的母亲都是伟大的无私的，所以子女眼中的母亲，往往都是不客观的。我把我原先写的初稿发给我的表弟任家杰，他很直率地告诉我，我写的大姨不像他的大姨，他心目中的大姨就是一个善良慈祥而又坚持公正的人。家杰问我：“有一年冬天，姥姥见大姨穿得少，给她缝了一件新棉袄，很快，大姨把这件棉衣给了另外一位更冷的旅客。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我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样的事情我母亲做得出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所在的洪集镇没有中学，读中学要到五十里外的叶集，就是我老舅当初就读的那个学校。每到周末晚上，农村的孩子要回到家里背粮食。那时候生活艰苦，学生们营养不良，一天之内徒步来回两趟，非常劳累。可是乘车吧，又没有钱买票。我母亲对此很是同情，经常替他们拦截货车。要知道，我母亲的工资是靠营业额提成的，学生乘坐货车不买票，就意味着我们家的收入会减少。但是我母亲有她的原则，她能设身处地地体会穷孩子读书的不易，宁可减少收入，多费口舌，她也愿意帮助他们。前几年我到河南出差，我的同乡、河南省军区原司令员袁家新回忆他上中学的时候，我母亲帮他们那批穷学生搭车的情景，还充满深情地说：你妈妈可真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帮我们搭车，不知费了多少心血！我母亲做的好事可以写一本书，以至于我后来写小说写出一点动静，又调到北京工作，老家上了年纪的人都说，他有什么本事，还不是他娘修行的！老家人的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我小时候读书不用功，加上正赶上“特殊年代”，月上东山，街头巷尾，哪里有孩子打群架，哪里就有我。一句话说到底，在老家长辈的眼里，小时候的我就是个混世魔王。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孩子，长大后居然能够写出“七侠五义”来，实在不好理解，他们只能把这件事情归功于我母亲的功德。现在，我也是这么认为。也许，母亲做的好事都回报到我的头上来了。二母亲去世之后，我经常在梦里见到她老人家，每次醒来都是泪流满面，除了思念，更有愧疚。我一直怀疑，我的母亲是被我吓死的。母亲被我惊吓，从我的童年就开始了。我父亲和母亲都有一份工作，白天很少在家，我和妹妹是跟着我奶奶长大的。奶奶年纪大了，眼神不济，根本管不住我，所以我上学经常逃学，基本上是个野孩子。记得是八九岁的时候，有一年家乡发大水，我家房后西马堰河水陡涨，房根后面出现几平方公里的水面。那几天不用上学了，我高兴得很，就像一根上足劲的发条，白天一会儿也不肯停下来。有一天，上午下着大雨，我把邻居的鱼桶——比小舢板还小的打鱼工具——偷偷地拖到岸上，到对面陈真家的河湾偷梨子。有人很快报告了母亲。母亲三步并作两步，匆匆赶到岸边，隔岸喊了一遍又一遍：回来吧孩子，掉到水里就淹死啦！母亲的声音是颤抖的。我那时玩得兴起，哪里理会母亲的呼喊？我在水里充分表演技术，一会儿金鸡独立，随波逐流；一会儿弯腰哈背，展翅如飞。母亲无奈，急中生智，大喊：孩子，你要的铅笔盒给你买回来了，你要的盒子枪也给你买回来了。我没想到我的撒野还会带来这么大的好处。我站了起来，两腿一蹦一蹦，很快就把鱼桶拱到岸边，一个亮相，跳到岸上。我正要跟母亲讨价还价，不料斜刺里蹿上来两个黑脸大汉，分别是我的堂兄和表哥，一左一右，像缚小鸡一样把我擒住，按在地上。我的母亲，可怜的母亲这才回过神来，举着一根青竹竿，照我的屁股猛抽起来。我疼得哇哇大叫，挣扎着反抗：打吧，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投降，革命者是不会屈服的！那一顿暴打，是我平生挨过的最疼的一次，母亲手里的竹竿都打裂了。当天晚上，我父亲下班回来，查看我的屁股，已是皮开肉绽。父亲同母亲吵了起来，父亲哭了，母亲也哭了，后来我也哭了。三我给母亲带来惊吓，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譬如在学校肇事，把人家的红纸油伞捅破，人家告状告到家里，母亲只得赔礼道歉赔人家的雨伞——自然，这些都是小事。依稀还记得一件事情。母亲在车站当“站长”期间，有一次一辆大客车因为故障，停放在车站对面的粮站大院里。我那时候正读小学，放学回来，看见空荡荡的客车，喜出望外，居然拉开车门爬了上去——小时候，当一个汽车司机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好像是司机下车时没有拔钥匙，我七鼓八捣，居然把火点着了，而且车子启动了，照直向水塘驶去，大约走了十多米，我手忙脚乱再也没有办法让车停下来，幸亏车子速度不快，被水塘岸上几棵大柳树挡住。母亲闻讯赶来，吓得说不出话来。那一次有没有挨打，我记不得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成年后给母亲、也包括父亲一次比较大的惊吓，那是一九七九年春天。那时候我刚刚参军一个月，部队就到前线作战了。我父亲是当地的公社书记，人前人后谈笑风生，鼓励安慰那些同样有孩子在前线的家长，可是转过脸去，就是热泪长流。据我父亲的一位同事说，那一年春节，公社干部互相拜年，大家都害怕在我家吃饭，我父亲一端起酒杯，话没出口，泪已涌出，搞得满桌子沉闷。我母亲表现得反倒比我父亲坚强，我母亲经常用一些诸如好男儿志在四方之类的大道理宽慰我父亲，可是，我姐姐后来说，她发现，我母亲经常半夜起来烧香磕头，菩萨也拜，道士也求，连灶王爷也不放过，只要是跟神仙沾边的，她都跪在人家面前，一遍一遍地求。而在过去，我母亲是一个无神论者，那时候她只信仰共产党，她四十岁以前不知道写过多少次入党申请书。可是，唯一的儿子在前线，她就再也不敢忽视神仙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啊。好在我后来活着回来了，并且立功提干，当了军官。就在那一年，我母亲错款的问题被甄别了，入了党，恢复了公职，补发工资一千多元。父亲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娘要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交。我觉得母亲有点好笑，她把自己等同于那些平反昭雪的大干部了。但是我没有反对，全家人都没有反对，反对也没有用，我母亲的主张通常都是很坚决的。几年后我才知道母亲的真正用意。母亲说，我一个儿子在外面当兵，经常动枪动炮的，一下子拿这么多钱，我心里慌。我把钱送出去，保佑我儿平安。我想，可能每一个母亲都是迷信的。继上次参战之后的第四年，云南边境烽烟又起，我们部队组建侦察大队，指挥组需要一名政工干部。那时候我血气方刚，一听说有这样的任务，立即向领导请缨，要求上战场。因为我有过战争经历，领导同意我随侦察大队赴前线轮战。出发前我接到父母联名来信，里面措辞相当生涩，既有白话文，也有文言文，拐弯抹角，云遮雾障。后来我还是揣摩出来了，他们的意思是暧昧的，一句话说到底，不能装孬，但是也不能逞匹夫之勇，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为子弹不长眼睛。我想，盼望我活着回来，才是这封信的核心意思。部队很快就开到云南省麻栗坡县，驻扎在一个叫下金厂的地方，常年云雾缭绕，汽车硬着头皮开进去，就再也不敢乱动了。交通不便，通信不便，再加上保密要求，一连几十天没有音讯。我的父母又陷入恐惧之中。我后来听说，当时在我老家，关于我的传说很多。一则消息说，徐贵祥作战勇敢，军用水壶里面装的都是烧酒，喝一口酒打一个冲锋，就像当年的杨国夫。杨国夫是我老家洪集的传奇人物，红军英雄，开国中将，曾经担任过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把我和杨国夫相提并论，让我的父母心情很复杂。还有一个传说说，徐贵祥带领一个排深入敌境，被对方包围在一个山洞里，徐本人身负重伤，被打断了一条腿，然后被对方活捉，投降了。这个传说就不那么让人自豪了。可以想象，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父母受着怎样的煎熬，一定是心乱如麻，百口莫辩。我相信，无论是褒义的传说，还是无意的诋毁，传过去的讯息，都不是我父母希望见到的结果。当时，家乡小镇还有几个当年参军的新兵，所在的部队也到前线去了。后来我听表弟家杰说，我的一个街坊老弟，名叫王启军，他所在的部队比我们先从前线撤下来，很快家里就收到他的来信，信封的背面有三行字——“我回来了”，一行比一行字大，后面分别是三个感叹号。启军的姐姐在街上读信的时候，街坊邻居雀跃欢呼，我母亲特别为他高兴，可是回到家里，她和父亲相对无言，转过身，各自抹泪，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得到我的消息。真实的情况是，我那时候写了很多信，只是没办法投递。后来麻栗坡县政府采取有效的拥军行动，把邮递员冯大爹调到我们那个方向，凭借人工传递，这才有几封信陆续寄到家里。前几年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个报道，题目是“子弟兵的贴心人”，我一眼就认出来，就是麻栗坡的冯大爹，当年就是他凭借双肩和一双铁脚板，为我们传递家书。父亲收到我从前线发出的第一封信，欣喜若狂，当晚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把我的舅舅、姨妈、姑妈一干人等都请到家里。客人走了之后，我的父母又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他们在油灯下仔细地研究我的那封信，从邮戳日期到笔迹，研究得十分仔细，就像法医鉴定证据那样一丝不苟。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这封信不能说明我还活着，因为是一个月以前写的。那天夜晚，我母亲又自作主张，请了一尊菩萨，在家里烧香磕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人们的集体意识里，宗教和迷信是一回事，都是党政干部忌讳的。而在那天，过去一向反对迷信的我父亲，假装没有看见，待我母亲离去，也在菩萨前面，恭恭敬敬地弯下了他的双膝。好在，没过几天，我的后续家信陆续到达，父亲和母亲这才稍微放心一点。可是，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我负伤的事情——人活着，不等于没伤着，在见到我本人之前，他们是不会彻底放心的。一九八五年夏天，我所在的侦察大队完成了边境作战任务，顺利归建。父母言辞恳切，迫不及待地催我回家探亲。我到家的当天下午，小院里人声鼎沸，父母迎来送往，不用多说。客人散尽之后，母亲让我姐姐打来一盆热水，就像小时候一样，母亲督促我洗脚。我觉得有点奇怪，我说现在是夏天，干吗用热水洗脚啊，况且一会儿还要洗澡。我看着父亲，父亲看着母亲。父亲说，洗洗吧，热水洗脚解乏。没办法，我只好从命。就在我洗脚的时候，母亲突然走到脚盆前，弯下腰，两只手一上一下地捋着我的腿杆。我一下子急了，我说干什么干什么，我都这么大了……再说我跑了这么远的路，脚臭……母亲还是一言不发，上上下下地捏我的腿肚子，捏我的膝盖，捏得生疼。这时候姐姐在一旁插话说，家乡传说你的腿被打断了，安了一个美国假腿，俺娘俺爸不放心，要看看你腿上的那些血管，是不是美国电线。我顿时明白过来了，哈哈大笑，笑着笑着，泪水滚滚而下。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家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我本人结婚生子，求学调动，日子渐渐安定下来。前线一年的经历，关于战争的体验，在我的胸膛发酵多年，终于变成文字，后来我渐渐踏上文学小道，成了一个作家。父母得知我当了作家，既高兴，也担心。用我母亲的话说，我的“文化程度”有限。一九九一年，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调到解放军出版社工作，家属随军，我把父母也接到北京小住。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上街，路过天桥的时候，有一个衣衫褴褛模样吓人的残疾叫花子伸手乞讨，我拉着母亲快速逃离，结果，母亲一路上数落不停，说我没有同情心。我只好又返回跑了二百多米，给那个叫花子送去一元钱，母亲才说，这就对了，做好事，有好报。一九九六年秋天，我们家里发生重大变故。继我大姑妈去世之后不久，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五年，我的小姑妈和她的独子、我父亲最器重的亲外甥又相继去世，父亲终于被击倒了，也于一九九六年秋天撒手人寰。我记得那天清晨，当母亲赶到医院，听说父亲已经去世的噩耗，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你爸去世了，我可怎么办啊？我说娘，我对不起你，是我无能，没能把爸爸救活，我一定会把你照顾好的。父亲去世之后，我把对父母的孝心都集中在我母亲的身上，我在老家小镇给母亲买了一套房子，母亲在里面住了十年。二十一世纪初，我在单位当一个有点职权的小官，母亲的心里又悬上了一块石头。有一次回家探亲，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娘老了，不用花啥钱，有钱多花，没钱少花，有口饭吃就行了。咱们是穷人家的孩子，有了今天不容易，你要珍惜。我说娘，你怎么想的？你是不是担心我贪污受贿啊？我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来的。我有稿费啊！母亲说，那就好。母亲虽然这样说，其实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她老人家不相信我的稿费够我挥霍。后来我姐姐悄悄地告诉我说，俺娘的箱底攒了很多钱，连毛票子都聚着，一捆一捆的，你知道是为啥？我说不知道。姐姐说，俺娘说，贵祥手大心大胆子大，手里不能有权。他给我的钱我得留着，万一有个啥事，我得把我的儿子赎回来。母亲的担心，直到我辞去那个职务为止。母亲住在新房子里，照样吃剩饭剩菜，极其节俭。我们姐弟兄妹三人，先后给母亲找过几个保姆，但是我前脚刚离开，母亲后脚就把保姆辞退了。探亲期间，有一次我看见母亲买了一只很大的鸡，是那种速成的大洋鸡，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我说我千里迢迢回来，你就给我吃这个？难怪姐姐和妹妹都不愿意回家吃饭！母亲可怜巴巴地看着我说，左邻右舍不都是吃这个吗？你小时候能吃到这个就不错了！人啊，不能忘本。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母亲曾经一度挂在嘴边的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名人伟人的话，我母亲记得不少。还有一次，我喝了两杯酒，高谈阔论，我说如果我爸爸还活着，我让他每天都喝茅台！我至今记忆犹新，母亲看我的眼神就像看陌生人，忐忑不安。母亲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你就吹！母亲还有一件让我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收破烂。有一次探亲回去，我把母亲堆放在楼梯拐角下面的坛坛罐罐、旧书废纸统统清理掉了，我的理由是那些东西离厨房近，容易引起火灾。母亲当然反对，我在这边扔，她在那边拣，僵持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我胜利了，我发动姐姐妹妹一起扔。那次把母亲气得不轻，老人家差点儿就离家出走了。而那次，我也感到寒心，当母亲的，怎么就不理解儿女呢？为什么老是唱反调？我本来以为，只要让母亲衣食无忧，儿子的孝心就算尽到了。可是我想错了。孝顺孝顺，我在孝道方面还算做过一些实事，可是在“顺”的层面上，确实愧对父母。我是不理解老人啊！我粗略地算了一下，从二十世纪末到母亲去世，我给她老人家的钱不少了，平均至少每个月一千元，加上她本人每月有近七百元的退休金，足够她花了。可是，我的母亲永远都是个穷人，永远都是省吃俭用。那么，她的钱哪里去了呢？我的舅舅曾经向我提供一个大概的数字，全都是母亲接济别人的。受我的影响，我的妹妹曾经说过一句话，“俺娘就是运输大队长，把俺家的东西都运出去了，给了不相干的人。”
——愿母亲在天之灵接受子女的忏悔，我们都知错了——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原先居住的小镇上有几个孤寡老太太得到噩耗，当即凑钱包车到县城为我母亲送行，她们伏在玻璃棺材上嚎啕大哭。感觉中，我的母亲，也是她们的亲人！过去的岁月里，我的母亲就是她们的主心骨。其实，母亲就是再无私，她又能给别人提供多少接济呢，毕竟是杯水车薪，但是她不屈不挠，不改初衷，一点一滴。我现在经常回忆《安徒生童话》，一想到《卖火柴的小女孩》，我的心里就痛，就想我的娘。五最近几年，我常常反思，检讨我对不起母亲的种种，但是也有一些略感安慰的事情。要说我是个不孝的儿子，那不是事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老舅到北京，告诉我，我母亲幼年的时候，我姥姥就给她扎了两个耳洞，可是快六十岁了，母亲还没有戴过耳环。我当时并不富裕，但我立即拉着老舅直扑王府井，几乎罄其所有给母亲买了一对很大的耳环，还有一个镌刻“寿”字的戒指。重要的是，我让老舅转告我母亲，买的东西就是预备给她老人家丢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备受打击，精神受过刺激，记忆力不是很好，经常丢三落四。我想，给她买了这么贵重的东西，她万一在洗菜的时候丢到水里，或者忘记在哪里，或者被别人骗走，那岂不是害了她老人家？所以我有言在先，不丢更好，丢了也好，破财消灾。从这件事情上看，我这个做儿子的，也还算粗中有细。还有一件事情。有一年我休假回去，发现母亲卧室里的床腿很高，母亲上下很不方便。我立即找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阶梯脚踏，放在母亲的床前。我并且以这件事情为教材，把我姐姐和妹妹都叫到家里，现场演示。我至今能够记得，母亲试用这个脚踏的时候，笑得非常开心。也许，我让母亲最感到高兴的、我为母亲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最让母亲感到温暖和踏实的，就是那个阶梯脚踏。可惜，这样的事情我做得并不多，我忽视了母亲的精神需要。二〇〇五年，我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获得茅盾文学奖，不仅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的母亲颇感惊讶。接二连三的赞扬向我母亲涌来，当地政府也往家里送米送油，让老人家惴惴不安。在通电话的时候，母亲疑惑地说，孩子，茅盾文学奖是什么奖？我说是比较重要的奖。母亲说，你也没好好读过书，没有多少文化，你怎么就能拿到那么大的奖呢？我说，可能是沾了电视剧的光，那个剧本不是我写的，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老百姓喜欢，我就获奖了。母亲半是明白半是糊涂地说，哦，那就对了！有了成绩，千万不能忘本。那段时间，当地市县有一些记者跟踪到我家采访，扛着摄像机挎着照相机，在院子或者二楼架起来，有点吓人。我母亲没有感受到多少荣耀，反而诚惶诚恐。她经常提醒我，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实事求是，有什么讲什么。有什么讲什么，是我母亲的一句口头禅。在我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我母亲会在院子里忧心忡忡地走来走去，远远地看着我，特别是我高谈阔论的时候，母亲会流露出不安的神色。因为只有母亲和父亲最清楚，我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他们生怕我说漏嘴了，让人家笑话。有一天晚上母亲看我屋里灯光亮着，进屋对我说，别那么累了，你一个农村孩子，文化程度不高，有了今天，应该知足了，往后，不要那么写了。我诧异地看着母亲问，娘，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母亲说，名利都是身外之物，有名有利会更累，你也是奔五十岁的人了，该歇歇了。在我踌躇满志的时候，别人都认为我应该乘势而上，而最早打击我积极性的就是我的母亲。我记不得在哪里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话：别人都关注你是否成功了，只有母亲，关心你累不累。现在，我对这句话的体验太深了。二〇〇六年，我在老家买了一个庭院，盖了一幢两层小楼，把我母亲从小镇接到县城，由我妹妹一家和她同住。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因为在那个小区里，隔壁还有我的表舅和我的战友，可以互相照应。哪晓得母亲一看院子很大，惶惶不安：我的妈呀，这要花多少钱？我说没有花多少钱，农村地皮便宜，再加上贷款，前期投入不大。你老人家就放心住吧。母亲说，你就吹！母亲在晚年，经常说我，你就吹！那一年秋天，从十月一日到十一月一日，我陪母亲在新家住了一个月。几乎每天早晨，我起床后都能看见母亲的身影。她的腿不好，一瘸一拐，拿着火钳，在院子里翻拣，薄膜袋、洋铁皮、塑料桶、旧报纸……但凡可以回收的废品，她老人家都要捡回来。我感到奇怪，下楼问她干什么，她不回答。我指挥妹妹把冰箱的包装箱扔了，她老人家趁我们不注意，又捡回来，蚂蚁搬家似的将笨重的包装箱从一楼拖到三层阁楼上。妹妹后来告诉我，母亲搜检这些东西，准备卖给回收站，她要为我还贷款。一个月后，我要返回北京了。临行前的一天早晨，我陪母亲散步。院子里，我让人沿院墙修了一条周长近百米的防滑小路，刚刚竣工。我指着这条路同母亲开玩笑说，我把这条路命名为胡馥声小道，以后你就在这里散步。母亲高兴地笑了一下，突然皱起眉，不安地问我：修这条路，花多少钱呐？我回答说，没有多少钱，地砖是降价的，工钱打了折。母亲说，你就吹。我说我没吹，是真的，霍邱的房价比北京便宜多了。母亲说，我这里还有一张存折，一万三千多块，你要用就拿去。我说，好，先让姐夫用这个钱支付修路的工钱。母亲二话不说，就到屋里找出一个存折交给我。我回北京之后，才过了二十多天，妹妹打电话说，母亲病了，让她去医院，她高低不去。我问为什么，妹妹回答说，怕花钱。我当即给母亲打电话，我说一定要去医院，别说你有医疗保险，就是没有，给你看病的钱，你儿子有的是。母亲说，你就吹！好说歹说，母亲终于答应去医院治疗。经诊断，母亲患有轻度脑血栓，需要住院输液。可是母亲一听说挂一次水需要五百多元，又坚决不干了，当天下午就回家了。其实，医药费并不多，仅仅是前几天需要多花一点钱而已。但是无论我们怎么解释，母亲就是不信。此后的两天，简直就像战争，我发动姐姐姐夫、妹妹妹夫、表弟表妹、外甥外甥女，亲戚战友，一起做工作。可是统统无效，母亲坚决不去医院，只同意在家挂水。到了第四天下午，隔壁表舅妈到家看望母亲，正好我把电话打回去，我趁机请表舅妈做工作，还是动员母亲住院治疗。我们三人来回说，讲了半个多小时，我谎称已经同母亲原属单位说好，医药费全部由单位负责。母亲说，你就吹！母亲其实并不糊涂，她知道她原先所在的单位供销社穷得要死，根本拿不出钱来。但是母亲见我着急，还是答应次日去医院。母亲最后对我朗声说：好啦，明天我就去，你放心，你娘死不了。我说那好，我该下班了。放下电话，我匆匆奔向即将开动的班车，坐在车上，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岂料，车子从平安里启动，还没到新街口，噩耗就传来了，我的母亲溘然长逝。我无法形容那个下午在班车上、当天夜里在火车上我的心情，我只是记得，在天快亮的时候、在快要回到家的时候，我终于停止了饮泣，我的心里居然涌过一丝解脱的感觉：好了，终于，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事了，母亲的胃病、关节炎、脑血栓等等，我全都不用牵挂了。回到家里，我扑向一动不动躺着的母亲，哭天喊地，使劲地抚摸母亲的手掌，可是，那手掌再也暖不过来了。事后表舅妈对我说，我的母亲放下电话之后，到卫生间刷牙，好像打算晚上去看一个亲戚。可是就在卫生间里，母亲滑倒了，脑颅出血，抢救无效。表舅是建筑工程师，事后告诉我，卫生间没有必要建那么大，要是小一点，你母亲也不至于摔倒。这句话让我悔恨交加——就算母亲不是被我吓死的，也是被我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害死的。今生今世，我是没有办法挽回我的过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