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从幼儿园就开始留级的缘故，我读书生涯里一直与后排学生为伍。尽管中途父亲几次三番的与老师们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以优化我的教育资源，但无奈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一直在糊不上墙的烂泥堆里移转腾挪。考取大学的时候我已经二十二岁，此前不仅读过复读班，而且还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工业生产——在父亲所在的工厂里当工人。我所在的车间是厂里体力劳动最集中的，而我工作的时间也是一年中最不适合体力劳动的——暑假。虽然我的体能在学生中还算不错的，但仍然只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彻底草鸡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我意识到原来读书是世界上最轻松的事情，以致后来有人对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行批判时，我一直持不同意见。我觉得那一代人之所以后来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与他们年轻时在农村参加过重体力劳动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一场劳动从根本上改造了我。我再次进入复读班的时候犹如脱胎换骨，不仅学习上变被动为主动，而且班里各种劳动也都积极参加，这种劳动与车间里那种超强的体力劳动相比，简直判若云泥。从初中开始，老爸就判断我通往大学的道路会十分崎岖，因为当时他的一位老同学经常研究易经，每次来我家聚餐，老爸对其招待都相当殷勤。为了投桃报礼，该半仙一次酒后，免费给我的学业前程占了一卦，是下下签。老爸根据我平时表现和课业成绩，也感觉不容乐观。无奈当时姐姐已经读了技校，弟弟妹妹的成绩更是惨不忍睹，只好矬子里面拨将军，将我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我从初中开始，即参加艺术培训，寄希望于东方不亮西方亮。那时候学艺术的学生不多，没准儿能通过这些奇技淫巧改变命运。怎奈我的艺术细胞也不甚发达，加之又常常打着学习艺术的旗号不参加文化课学习，终于混成了一根老油条。妹妹毕秋初中毕业后也选择了技校。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她已作为本厂职工子弟，优先安排了工作。弟弟毕冬出生于改革开放以后，自幼营养丰富，身高力壮，作为体育特长生进入高中学习。他长相较我英俊许多，又善于采纳姐姐们的意见，穿着打扮相当有型，颇受女孩子们欢迎。高二那年，他和一名女孩干柴烈火，在教室里聊聊我我时被巡逻的老师发现，为了女孩的清白，毕冬主动承认是自己霸王硬上弓，在女孩央求下，家长没有追究。但毕冬被学校劝退，早早的离开了家乡。艺术加试通常在高考文化课考试前的春天举行。当时我们省的艺术考试还没有统一的联考，由各招生学校自己举行。我在三月份的时候参加了省轻工业学校的服装设计专业考试。到了四月，又接到省建筑工业学院的考试通知。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更没有服务区，长途大巴的餐饮服务由司乘人员自行选择，这就免不了带来一些腐败——为了吸引司乘人员，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创业者们用尽了浑身解数。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餐饮服务者是要把回扣费用加到消费者的头上的，司乘人员获得优待的同时，作为消费者的乘客们不仅吃得惨不忍睹，而且安全也难以得到保证，各路江湖人士都喜欢冲上来分一杯羹。三月份到省里参加考试的时候，长途大巴上有一名贪小便宜的年轻农民工就在停车吃饭的地方被几个人以玩猜扑克为名骗了不少钱。待这个小伙子醒悟后，立即进行反抗，试图要回自己被骗的钱财。此时从旁边冲出一群手持棍棒的打手，不仅将其暴打一顿，还搜去了他剩余几十元钱。当时长途汽车的司乘人员都被饭店接到里屋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大巴上虽然有几十个人，但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互相之间缺乏信任，加之男人们多半携家带口，若要帮助小伙子也是投鼠忌器。我虽然义愤填膺，但身处异乡，又势单力薄，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凶神恶煞的打手们行凶，敢怒不敢言。虽然小伙子惨遭暴打，头破血流，但司乘人员酒足饭饱剔着牙从里屋出来后仍不免对其一顿训斥，乘客们也纷纷指责他缺乏行走江湖的经验，并告诫其接下来的注意事项——最好是尽早脱离这是非之地。小伙子简单的包扎了一下受伤的部位，垂头丧气的上了大巴车。我至今记得那个停车吃饭的地方叫做“顾桥”，是个盛产香醋的小镇。顾桥位于煤城境内。煤城以优质煤矿闻名全国，是江浙地区工业煤的主要供应地。后来我读了法律，知道它早在1986年即被国务院批准，列入“较大的市”的范畴，有自己的立法权，可以自行制订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民工进入煤城工作。辛勤的农民们不畏艰辛，任劳任怨，深得各级管理者喜欢。农民工进城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矿区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工二代”们就业困难，只能自谋出路。开始，工二代们还可以通过接班顶替的方式谋取一份工作。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四项规定，全国范围内全民所有制单位陆续废止了子女顶替接班政策。此后，有些资金技术的工二代远涉山西内蒙，或自主投资创业，成了当地的“南方老板”；或帮助当地民营企业煤矿老板开挖煤矿，成了技术专家，但多半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就成了无业游民，就是所谓的街溜子。这帮街溜子自幼生活在城市里，有着上海人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喝酒打架泡妞，样样在行，工作起来，拈轻怕重，好逸恶劳，私人老板们唯恐避之不及，根本不敢用。游手好闲一段时间后，有些人就动起了违法犯罪的心思。胆小力弱的，可能在半夜里溜门撬锁；身强力壮的，就大胆的走上了拦路收费的捷径。一个月后，我再次踏上了通往省城的大巴车。这次，我不仅要参加省建筑工业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加试，而且还要到省立医院去做一个鼻窦炎冷冻手术，所以口袋里比上次还要充实。临行前，小明送了一把刀给我防身。这是一把用钢锯打成的尖刀，小明因为那个桃花劫没有解决，一直担心落单的时候遭到报复，所以精心制作了这把刀，而且打磨的飞快，放在春秋战国，可以当作刺杀王镣、嬴政的工具。有惊无险的穿过顾桥“服务区”后，大巴车继续行驶了一段时间，来到煤城一个叫蔡岗的街道上。蔡岗是煤城一个区的区政府驻地，自解放前就有煤矿，相当繁华，我们县很多人都在此打工，所以是各路长途大巴的必停之地。大巴车刚刚来到蔡岗汽车站门口，驾驶员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妙——车前车后簇拥上来一群面目凶狠的赤膊大汉。尽管售票员一再声明需要进站乘车，但这群大汉依然不依不饶的把大巴车团团围住，用硕大的拳头将车门敲的怦怦响。当时的大巴车没有空调，车窗都是可开合的，以便在驶过程中吹入些凉风。在驾驶员的提示告诫下，大家连忙把车窗关紧。我身边是一位去省城进货的业务员，他用擅抖的双手的关紧车窗后，抱着怀里的皮包，瑟瑟发抖。我也有些紧张，我口袋里钱并不太多，仅有几百元，但这是我去省城考试的盘缠和医疗费用，如果被他们抢走，就只能打道回府，来年再考了。大汉们终于寻到了突破口——大巴车有一扇车窗破损没有及时维修，而车窗边乘坐的恰恰是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男子。大汉们留几个人拦在车头处，其余的则继续拥向那扇车窗。中年知识分子无力也没有勇气对他们进行阻拦，一个高瘦的男子从那扇破损的车窗中钻了进来，并威胁着售票员打开了车门。正如古代的攻城战一样，城门一旦被突破，城里的人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大汉们纷纷拥进大巴，一部分在前部控制住司乘人员，一部分站在门口处把控退路并为其他人壮声势，其余的则从车箱最后面开始，挨个要钱。事后，据车后面的乘客讲，这群歹徒其实并不贪心，只要主动交纳部分钱财，哪怕是一块两块，他们也并不会搜身。但坐在大巴车中部的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一手紧紧的捂住胸前的书包，一手紧紧的攥住怀里的利刃，心跳如同打机枪一般，脉搏起码每分钟一百二十上下，冷汗不停的往外冒。歹徒很快就来到了我们身边，当时走在最前面的是那个率先冲上来的瘦子，他并没有打赤膊，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没有束腰，身后还跟着两个赤膊的壮汉。瘦子站在我身边，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差点就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为我捍卫我口袋里的几百块钱，我下定决心只要他向我伸手，定要他有来无还。我鼓起勇气抬头看着他，一眼就相中了瘦子喉节下的那个凹槽，如果他威逼我掏钱，我可以一刀从那个凹槽处捅进去。瘦子与我的眼神交汇的一刹那，他似乎感受到了我目光中的怒火，把目光转向他人。我身边那个一直哆嗦的中年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努努嘴角，道：“哎，把钱拿出来。”
我大脑一阵空白，根本分不清他是在向谁在勒索，拔出口袋里的尖刀，按照自己脑海里的计划，向他喉节下的凹槽处捅去。为了防止他的闪躲，我还先用左手做了一个上扬的假动作。瘦男子被我的假动作迷惑了，他的注意力稍稍分散的那一刹间，我的尖刀结结实实的刺入了他的喉管。瘦男子回过神来，感觉到了异样，连忙伸手去抓我的尖刀，但此时我已经把刀抽了出来。一股温热带着腥气的鲜血喷涌而出，这个场景我并不陌生，小时候在农村杀年猪放血的一幕反复在眼前闪现，只是量远远没有那么的大。瘦男人露出惊恐的眼神，捂着脖子向车门处跑了两步，一头栽倒在地上。血飞溅的我的脸颊和衣服上到处都是，我愣愣的看着其余的歹徒们，不知所措。售票员扯着嗓子对着车门处大喊：“杀人啦！”
引来路边的行人纷纷驻足。门口一个赤膊大汉率先跳下了大巴车，向远处跑去。他的逃离引起了整个团队的溃散，车前车中的几名歹徒纷纷跳下大巴，四散而逃。还剩下车箱后部的两条赤膊大汉，站在前面那名汉子一个健步从我面前窜过，越过倒在地上的同伴身体，连滚带爬的下了车。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名歹徒了。我向前跨一步，拦在过道上，举着血淋淋的尖刀，对他喊了一声：“不许动！”
车上的乘客们眼见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逆转，认为痛打落水狗的时刻来到了，也是士气大振，纷纷大声喊道：“打死他！”
“别让他跑了！”
“抓起来，送派出所！”
有几个逮住怂人压不住火，还开始挥手打了这货几记耳光。那小子面对已经落到脸上的耳光和有可能结束自己生命的尖刀，不知哪根筋坏了，居然向我冲过来，看样子是试图突围。这种饮鸩止渴式的突围一下子让我不知所措，连忙伸直手臂，再叫一声：“别动！”
那小子冲了两步，不知怎么的，竟然一头扎到了我的尖刀上。我慌忙抽回尖刀，但为时已晚，刀尖已经刺破了他的喉咙。他同样捂着脖子，脸上露出了临死前的惊恐。我闪身让出过道，看着他跌跌撞撞的跑向车门，上身重重的倒在车门外的马路上。这时整车变的哑雀无声，随之慢慢的聒噪起来。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才开始听到驾驶员说道：“别动，大家都坐在自己位子上，不要动，保护好现场，我去报警。”
驾驶员从驾驶门处下了车，向马路对面跑去，一边跑一边喊：“死人啦！快报警。”
我丢下血淋淋的尖刀，缓缓坐回到座位上，心里默念今年考试恐怕是要耽误了。由于场景过于血腥，大巴后座上的几个胆小的女子和儿童开始哭泣，也有几个不知是否身上有事的男女纷纷开窗想要跳车。售票员用言语制止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我只好再次起身，向大家拱手作揖道：“大家都是老乡，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事情比较急，但劳烦今天都不要走，一来给小弟作个证，二来别因为离开而让警察产生什么误会。”
我这几句话，条理清晰，合情合理，可见我当时就有做律师的潜质。加之我刚刚手刃了两名歹徒，余威尚在，骚动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看热闹的自觉的在外面围成一个圆圈。车站的保安和附近派出所的民警率先赶到，迅速控制并保护了现场。一阵警笛自远而近的传来，接着是大批的警察带着长枪短炮各种工具的抵达现场。一个中年民警指挥着大家翻越座椅靠背，绕过现场从驾驶门处下车，到另外一辆大巴车上就座。我则被戴上手铐，单独安排在一辆越野型的警车上。一个年轻的女法医提取了我脸上和衣服上的血迹后，两名年轻警察分别从两边的车门上来，把我夹在后座上。警车启动，把我带离了现场。当天下午，我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接受了第一次讯问，在警察接二连三声色俱厉的盘问下，我有些慌乱，总觉得自己犯了罪，回答的内容也是乱七八糟，好在基本没有脱离事实的胡说八道。随着真相的解开，警察的语气和态度也开始有所缓和。结束了第一次笔录后，我被带到一个房间里拍照片。公安人员拍完照片，给我打开手铐。接着我又做了一次笔录，这次问的没有第一次全面，但更加细致，主要是关于第二个男子的死亡过程。警察的态度虽然严肃，但比起第一次笔录，已经变得和蔼可亲了。晚饭时，警察给我端来一碗面条。我午饭都没有吃到，已经饿的头昏眼花，连忙狼吞虎咽的把面条吃了个精光，吃面条的时候发现，下面居然还卧着一个荷包蛋。第三次提审已经简单多了，问的也都是第二个男子的死亡过程，虽然更加细致，但基本流于形式，我回答起来也轻车熟路，一些细节也能清晰的浮出。比如，那小子基本上是跪着把脖子伸向我的刀尖的，我收回刀后，他有一股血是喷向了我的上衣下摆处的，我甚至回忆出他脖子即将与我的刀尖接触时那惊恐绝望的眼神。晚上，我换了衣服。我认出这是我自己的衣服，知道家人已经赶到，只是目前还不能和他们见面。年轻民警笑面可鞠的带我到一间会议室里，指着会议室的长凳吩咐我休息一下，并告诉我“别担心，可能属于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法律术语，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从字面上看，不应该是一个贬义词。第四次提审是在第二天早上六点多进行的，这次主要询问了我刀具的来源。我谎称是在工厂附近捡到的，又把上次在顾桥的经历陈述了一遍，这样警察也不好意思再追究我非法持有管制刀具的过错——毕竟在他们的辖区里，盗贼横行，难道还不允许老百姓拿个家伙什防身么。第二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被宣布可能构成“正当防卫”，暂予取保候审，如人民检察院批准，则不追究刑事责任。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走出公安机关的时候一眼就看见爸爸妈妈姐姐妹妹一家四口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站在马路边对着公安局大门望眼欲穿。一夜之间，他们都变得与之前判若两人。我在家里休息了好几天才缓过劲来，很困，很疲倦，但是一开始根本睡不着，刚一合眼，眼前总冒出那两个血乎乎的喉咙和喷射的鲜血。我还年轻，刚刚开始离家远行就遭遇了这么一档子事，现实使我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大打折扣。那几天，我学会了抽烟，父母对我抽烟也并没有阻止，我想他们理解我的苦闷和不安。终于有一天，我长长的睡了一觉，也不是梦里还是现实中，我似乎听到了小虎队在唱那首《蝴蝶飞呀》：贝壳爬上沙滩想看一看世界有多么的大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唱着春天写的歌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